在长江下游的皖南腹地个人配资炒股配资，曾横亘着一片名为丹阳湖的超级巨浸。其全盛时占地约4000平方公里，与今天的太湖面积相当，构成先秦时期的壮阔水上走廊。
然而，这片大泽没有死于地质缓慢沉降，而是在人类文明的介入下加速灭亡。整个过程不仅是一部自然地理的变迁志，更是一部人与环境相互重塑的沉重史诗。
洪荒初开
先秦时期丹阳湖的面积还与太湖相当
事实上，丹阳古湖的形成远早于文字记忆。最初只是第四纪的断陷洼地，后来在全新世大暖期接受长江、青弋江与水阳江的持续输沙，淤积为一片水浅面阔、港汊纵横的浅水型薮泽。
在先秦典籍中，所谓的“三江既入、震泽底定”。这里面的古中江，便自芜湖赭山附近分出，横穿丹阳大泽，东经胥溪入太湖。既是地理实体，也是早期文明的天然疆界。
丹阳古湖一度横贯整个芜湖地区
春秋时期，丹阳湖区相对稳定期，但自然解体的序幕已然拉开。公元前6世纪，因长江泥沙长期沉积，单独的石臼湖和固城湖率先从母体剥离。同时，吴国为固边屯粮，在湖畔修筑相国圩，围田32平方公里。
公元前570年，楚国令尹子重率舟师伐吴，攻克今芜湖后兵锋直抵当涂衡山。于是，丹阳古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水战沙场。后来的吴、楚、越三国军队，都会沿着中江往来攻伐，将宁静湖区变为争霸走廊。这类冲突本身，不断加速林木砍伐与水土流失。
吴楚争霸阶段丹阳古湖又是重要的交通走廊
秦国统一后，始皇帝频繁东巡，曾坐船由关中直驱江南。丹阳古湖一头连着长江，另一端又通向太湖流域，以浩渺烟波之姿震撼过嬴政。
公元前109年，朝廷于青弋江上游置陵阳县，将行政触角伸入皖南山区。为后世的大规模开发奠定制度前提。此时，丹阳古湖虽已开始缓慢萎缩，自然淤积因素仍是主导。
丹阳古湖的消亡在两汉时期就已注定
人为加速
三国时期丹阳古湖水域又是重要战场
很快，三国时代的丹阳古湖走向命运转折。首先是在东汉末年，因为战乱和江淮对峙，迫使东吴政权以湖区屯田解决军粮。当时，东吴修筑面积达205平方公里的金宝圩，拉开363平方公里的大型圈垦序幕。
由于需要劳动力，自然会建立聚落，每日消耗大量柴薪和建材。于是，上游的皖南原始森林遭大量砍伐。今天的铜陵、南陵一带，在先秦时期就因为铜矿开采而植被受损。后来受大规模农业扩张影响，致使青弋江、水阳江的含沙量显著上升，湖泊的淤塞压力骤然上升。
永嘉之乱促成大批难民逃往芜湖等地
随着永嘉之乱爆发，许多北方士族与流民涌入江南，皖南又变成侨置郡县重镇。公元324年，晋明帝为平定王敦的赭山叛乱，亲率骑兵疾驰至湖区驻屯。虽然是政治内斗，却折射出建康上游的军事价值。谁能控制丹阳湖-青弋江走廊，就可以掌握首都的西南门户。而且军事交锋都附带道路开凿、林木砍伐或圩堤修筑，让丹阳古湖的生态持续失血。
即便如此，唐朝时期的丹阳湖仍烟波浩渺。哪怕周遭围垦已呈星火燎原之势，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压倒自然之力。直至五代乱世，新一波难民批量涌入，终于从根本上打破脆弱平衡。
两宋时期的围垦进度达到鼎盛
两宋阶段，丹阳古湖水域的围垦达到鼎盛。仅当涂一县就有圩口“四百七十二所”。附近的固城湖被围垦105平方公里，占其总面积的50%以上。百姓纷纷与水争地，将湖滩、港汊逐一填筑为田。
特别是在靖康之变后，北方移民再次大规模南渡，圩田从零星扩张转为连片吞噬。至此，丹阳古湖被完全肢解，裂变成丹阳、石臼、固城、南漪4个子湖，整体生态骨架崩解。
参加采石矶之战的宋军频繁利用丹阳古湖的残余水系
公元1160年，完颜亮的金兵大举南侵，战船直抵采石。芜湖守将王权溃逃，让虞允文紧急赴整顿溃军。随后，宋军用海鳅船在采石、天门山、四褐山之间冲散金兵水师，烧毁敌船300余艘。
这场采石之战的胜利，正是依托丹阳古湖的复杂残余水系。可惜，军事险要恰恰反证生态破碎。当湖泊被切割为无数圩田航道，作为统一水体的调蓄功能也大幅衰退。
人类活动迫使原先的湖区极具萎缩
秩序固化
芜湖之战后明朝开始芜湖的新一轮大开发
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的部将革洊兴，率兵与元军在芜湖激战。此役为巩固皖南、进取南京扫清障碍，意味着新兴政权对湖区资源的加剧汲取。
天下初定后，刘伯温在今天的高淳主持修筑东坝，截断丹阳湖水的东流太湖走道。本意是治理水患、稳定漕运，客观上却锁死湖泊为封闭洼地，让大面积连圩造田更加便利。
刘伯温主持修筑的东堤给丹阳湖判处死刑
明朝中后期，人口膨胀与赋税压力使围垦进入疯狂阶段。当涂、宣城、高淳三县民众，为争夺滩地资源而多次爆发大规模械斗。万历年间，高淳县民越界至当涂境内修筑堤埂，引发过整整17年漫长官司。直到1599年，朝廷最终裁定丹阳湖归属当涂县，这场资源层面的零和博弈才宣告中场休息。
满清时期，皖南的围垦变本加厉。1853年，太平军攻占南京，又在四褐山、弋矶山、澛港、范罗山等处高筑30余里壁垒。丹阳古湖本就被圩田切割得支离破碎，继而退化为一连串可供驻兵的沼泽河汊。战后的流民安置工程，则切断生态恢复的剩余可能。
太平天国战争给丹阳湖区造成不可逆破坏
致命一击
特殊年代的围湖灭螺运动
进入20世纪，丹阳古湖的残余部分迎来最后终结：
1966年，南京部队在当涂境内围垦20平方公里，建立军垦农场。
1969年，当涂县以“围湖灭螺”为名，围垦47.3平方公里。
1970年，高淳县再围13..2平方公里。
整个60-70年代，残存的丹阳湖区被围垦面积达143平方公里，仅剩下运粮河等少量水道。
生存困境让自然环境保护成为一种奢望
1980年，丹阳、石臼、固城三湖总面积，从1916年的519.7平方公里骤降至243.5平方公里。丹阳湖作为地理实体已不复存在，湖床彻底化为当涂、宣城、高淳、溧水之间的万亩圩田或纵横河网。
这一过程中，自然环境出现全方位恶化。湖泊消亡直接导致气候旱化，地表比热容骤降，皖南东部的夏季酷热和冬季霜冻频率明显增加。
湖区消亡的代价就是水患加剧
同时，湖盆淤浅使青弋江、水阳江的洪水失去天然调蓄库容，各类洪涝灾害的周期显著缩短。
生物多样性方面，古湖时期的大型淡水鱼类群落、迁徙水禽栖息地以及湖滨湿地植被带，随着湖面的碎片化与消失而急剧衰退。
石臼湖与固城湖虽仍健在，但平均水深仅1-2米，已沦为浅水型人工调控湖泊。
残存的石臼湖
近年来，江苏与安徽针对残余子湖，启动系统性退圩还湖生态修复。南京市高淳区在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中，将石臼湖与固城湖列为“一级生态源地”。计划通过平圩清淤，恢复固城湖自由水面不小于5.9平方公里，并推进石臼湖内源治理与跨省界幸福河湖共建。
无论如何，丹阳古湖的消亡历程，就是自然淤积被人为加速的典型。大型湖泊的死亡从不是在一夜之间，而是无数个“合理”决策叠加后的慢性窒息。当最后一道圩堤合龙，曾经的地理符号便永远成为历史名词......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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